“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民主理论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最为成熟的学科，其科学的分析工具和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向其他学科的扩展与渗透造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背景下，不少西方学者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引入民主理论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博弈论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等，对当代世界民主化进程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分析、解释和理论预测，深化了民主理论研究，为民主理论研究注入了新活力。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经济学帝国主义向社会科学联邦主义的转变已悄然开始。

[关键词]经济学帝国主义

研究方法

民主理论

民主转型

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最为成熟的学科之一，其科学的分析工具和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是唯一进入诺贝尔奖的学科。凭着强势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向其他学科扩展与渗透，因而造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自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产生以来，对这一学术现象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那么，“经济学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学术霸权还是一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有什么启示？本文试图结合当代西方经济学同政治学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互动形成的学术成果，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做一个学术层面的梳理和评析。

一、侵入-接纳-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

按照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划分，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子学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精确性特征。经济学与主要依靠定性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在研究方法上更趋近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方法。力图通过经济数据，建立量化分析模型，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般化的定理、规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革新，经济统计数据更趋精确、全面，经济学研究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了一门以数学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科学学科”。经济学的科学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社会科学更多时候只能发现问题而难以预测问题的弱点，这为其提供了学科比较优势。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边际效益最大化、均衡等主要分析工具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被应用于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明确地提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它侵犯着邻近学科的疆域，不是为了救助或并吞它们，而是为了援助和丰富它们，促进它们自我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

“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巨大争议，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开创性地将经济学方法引人到对家庭、婚姻、闲暇、社会歧视等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社会学范畴问题的研究后，经济学跨越学科边界的活动日益频繁，并且产生了蔚为壮观的研究成果，甚至产生了像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经济学向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渗透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事实。

政治学和经济学向来联系紧密，政治经济学曾一度是经济学的主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创立现代经济学后，对建立在先验假设和数理推导上的研究方法日益偏爱，政治因素因为其难以量化而逐步被剥离出经济学研究。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版图扩张。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复兴了。这种复兴沿着三条路径推进。

一是经济学主动“侵入”政治学领域，即部分经济学家将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问题研究。这一路径形成了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成果：“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源于阿罗、萨缪尔森、布坎南等美国经济学家，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发展出了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后者则源于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强调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凶素对经济的影响，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拓展性运用是其主要路径。

二是政治学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自觉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力求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为此，政治学者主动接纳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研究方法，企图对政治行为建立起全景式的逻辑论证，而对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翰·E·杰克逊在其收录于《政治科学新手册》的论文《政治科学方法论：综述》中明确指出，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学科主体方法的借鉴。而“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主要是指政治科学对于计量经济学一直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应用和拓展”。

三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对民主政治的关注，找到了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共同点。民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政治学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二战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研究为核心的政治发展理论异军突起，吸引了许多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参与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转型理论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大量学者投身其中，各种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其中，乘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东风，依循经济学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成果是民主转型理论中最为重要和深刻的部分。检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都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学科背景。许多研究成果巾充斥着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对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共同关注，促进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再度联姻。“经济学帝国主义”俨然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主力军。

二、研究方法：经济学推进民主理论研究的技术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一个学科理论取得突破的前提。一些由经济学首创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民主理论研究的视界，使民主化进程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得以被最大限度地提升到科学审视的高度。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研究，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在当代民主理论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民主理论的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一）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均衡分析（equilibIium analysis）是假定经济变量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均衡状态。据此研究经济现象如何达到均衡。如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理论，就是假定商品价格总有成为均衡价格的趋势，然后用“价格调节供求，供求影响价格”这一市场机制来阐明均衡价格是怎样形成的。安东尼·唐斯是将此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的第一人，其核心思想简要讲就是，政治当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从均衡分析的视角审视民主转型，其发生机制大多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情势影响不同政治派别（主要是当权派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变化催生新的权力平衡（民主）”。

（二）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具有相互竞争性质的“局中人”（players）之间的行动策略（stmtegies）和优化策略。1928年，现代计算机之父、美籍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在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博弈论被首次系统地引入经济领域。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约翰·纳什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

民主转型理论首要的关注点是非民主政权（包括军人政权、法西斯政权、个人独裁政权、威权体制等类型，我们在此将其统称为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权转型。贯彻转型始终的是掌握现政权的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行为互动，因此，博弈论特别适合被用于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分析。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建立在自利的策略性服从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对于解释现实的民主运作是合理而充分的”，而“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他利用博弈论对民主化过程中的当权者（分为强硬派和改革派）和反对力量（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在各种情势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对发生在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三）计量检验方法

经济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将定量研究作为主流分析工具。借助计算机技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占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资料，对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催生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计量经济学。计量研究方法为验证旨在勾连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其复杂的政治影响的相关民主转型理论开辟了道路。

亚当·普沃斯基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统计所给出的结果，认为随着新兴民主国家的增多，“使我们可以开始用统计学来研究它们”。他在《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一书中，运用大量数学和统计学公式，将世界上141个国家和地区41年的历程按照时间、政体类型、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等标准进行划分，通过数据论证自己的结论。2004年，其在论文《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中，通过数学模型统计出按照人口收入来衡量转型可能性的数字。

三、条件与几率：经济学对民主化进程的独特阐释

威权政府如何向民主政府转变是民主转型理论的核心关切。从本质上讲，权力具有高度排他性，这意味着威权政府不存在自动退出权力的动机。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民主转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只有在适当的时空条件下民主转型才能成功开启。从经济学背景进入民主理论研究的西方学者特别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离开对经济环境的合适解释，难以对纷繁复杂的民主转型过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经济因素既是解释民主转型何以发生的起点，也是探讨民主转型成果能否成活的依据。为此，西方学者以“条件与几率”为核心，从经济发展、经济危机、分配冲突三个主要变量出发，阐释了经济因素同民主转型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就提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产生的概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假设。而从经验事实来看，似乎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一般更倾向于采用民主体制。美国另一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指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技能和组织资源的分散，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权力中心，从而提高了威权统治的成本，进而提高了威权统治者面临的民主转型压力。更多的学者从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关系看待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认为，资源的禀赋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找到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日本这样资源贫乏的国家也能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全球化的市场交换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建立与全球贸易相通的市场交换机制，如果试图通过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则会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与全球贸易相通的市场交换机制的建立会要求威权政府采取保护私有产权、保障交易自由、建立公平法制等为核心的自由化政策，这些政策将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运行逻辑，并从社会内部孵化出制约权力的内在诉求，从而为民主转型的到来准备条件。

其实，从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来看，关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促进民主转型发生”的观点是由以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尽管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在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态度迥异，但他们都认为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最终将对政治体制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民主体制将是因应这种激烈变革的最有效手段。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类借助一日下里的科技手段，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地理界限，发展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在市场力量的席卷之下。民主作为先发国家的政治实践范式产生了向全球扩张的溢出效应，冷战的失败证明发达经济体基于对溢出效应自信而采取的民主输出政策并不奏效，但拉美、东亚等非西方地区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融人世界分工体系带来了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扩大了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的规模足够大而且勇于表达，它将推动自由民主的发展，而自由民主是发达工业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民主转型

虽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确信，经济水平的发展将为民主转型的到来创造更好的机会和条件。但很显然，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是线性发展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既非很富也非很穷的中等收入国家在政体类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难以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李普塞特、莱金等人在较新的研究中甚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的国家，产生威权政体的概率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并不能完整地揭示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需要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分析。而经济危机这一变量的引入较好地完善了从经济发展视角解释民主转型的逻辑框架。

海哥德和考夫曼对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威权政府的民主转型做了细致的考察。他们指出，无论威权政府的性质如何，其本质上依靠的是政治精英通过向特定阶层让渡利益来获取必要的政治支持以维持统治。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政治精英能够支配的资源减少，这时威权政府必须做出政策上的调整来度过难关。但问题是，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分配的变化，而且，调整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且这种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少数威权政府能够较好地说服既得利益集团做出必要的利益牺牲，但大多数威权政府更倾向于将危机应对成本转嫁到受排斥集团的头上，这往往会带来反对力量的抵制和反抗，使经济调整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并最终使利益损失扩大到所有阶层，单纯的经济危机上升为系统的政治危机，以自由化为先导的民主转型窗口自此开启。

在关于经济危机如何具体地影响民主转型问题上，学者们格外重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真实T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美国学者马克·盖肖罗斯基发现，198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对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概率有统计意义上的重要影响。高通货膨胀加剧了财富的转移，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往往会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更强的通胀压力，也难以得到民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威权政府不能保持足够的震慑力，社会各阶层的矛头将逐步指向影响经济绩效背后的政治体制，形成巨大的政治改革压力。更为致命的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升级，统治精英内部本就存在的分歧迅速扩大，原有的构成统治基础的精英联盟逐步瓦解。商业精英对政府治理经济的长期能力的普遍担心开始超越对与民主化相连的潜在风险的恐惧，转而或明或暗地支持民主转型的政治主张。

（三）分配冲突与民主转型

单纯从经济发展或经济危机出发，并不能够完整地解答民主的经济起源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并不发生在严重经济危机时期，而恰恰是在实现了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经济政策的综合效应稳定而高效之际，如韩国、智利等。正如鲁施迈耶、史蒂芬斯所言，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的因果机制，“事实上，依然保留在黑匣子里”。卡莱斯·鲍什认为，现有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理论的不足源于“对一个核心理论环节——政治代理人的忽视”，“学者很少花费笔墨描述卷入政治制度选择的参与者、其行为动机以及为实现其利益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而对于政治参与者而言，影响其行为动机的最根本因素就是在某种政治制度下的分配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威权政制还是民主政制，其核心功能就是建立起法定的分配模式。基于此，学者们主要通过博弈论方法，建构起关于民主转型的更一般的解释框架。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设想了一个由权贵和民众组成的社会，而政府的分配从本质上是冲突性质的：威权政府的分配有利于权贵，而民主政府的分配则有利于民众。因此，权贵天然地倾向于反对民主。而民众天然地倾向于赞成民主。民主化的产生源于在一定情势下，民众获得了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将政治权力分为事实政治权力和法定政治权力。简单讲，前者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威慑能力；后者则是由政治制度赋予的），他们利用这种权力要求权贵采取对其有利的再分配政策。假如镇压的代价过大，权贵将在再分配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承诺。但从长远博弈的角度看，权贵的这种承诺只是暂时的，其可信度不高。因此，民众将要求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即建立能够持久地保障有利于民众的再分配的民主制度，民主化的动机由此而生。

四、民主的巩固：经济学对民主前景的深层关怀

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虽然大多数政治转型都脱离了过去稳定的非民主政体，但是并没有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s）。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巩固的民主政体”。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民主转型是一回事，而民主的巩固则是另一回事，其复杂和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民主的转型，需要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西方学者给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威权政府退出时的经济环境同民主的巩固前景密切相关

海哥德和考夫曼认为，威权政府是否在经济危机时期退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民主政府起航时面临的经济背景，制约着其实施经济改革的空间和路径，影响着民众对民主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格局，直接影响着民主的绩效和巩固的前景。在经济危机中上台的新兴民主政府面对的是民众强烈的改革要求，民主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调整政策的动机更强、民众短时支持度更高，但由于危机的严重性，且民众普遍要求新经济政策能够“立竿见影”，政策实施的风险很大。另外，由于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一般较为集中，而受益者则较为分散，从而使新经济政策往往面临突出的集体行动困境，通过创造广泛的改革受益者从而为民主政府争取广泛的支持者的难度加大，建立巩固的民主的挑战也更大。相对而言，非危机案例国家，政府鲜有动力去改变政策方向，而各社会集团也很少要求政府这样做。政府维持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经济增长的难度要小很多。但由于民主政治平台的开放性，使得原来被威权政府压制的公平和分配问题凸显出来，呼吁大幅度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政治力量将显得异常活跃，而原威权政府下的商业精英则是反对这类诉求的重要力量。对此，普沃斯基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即使选举规则被暗中作弊以有利于商业精英，民主化转型也仍提高了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分享发展红利群体的扩大使民主政府较易争取民意支持，进而为民主巩固创造有利条件。

（二）有效的经济增长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关键因素

亚当·普沃斯基在计算了1946年至1988年间所有拉丁美洲政府（包括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的存活率后发现，在经济正增长的年份，存活率为91.6%；在有一年的经济增长为负的情况下，存活率为81.8%；在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为负的情况下，存活率则只有67%。海哥德和考夫曼在计算1960年至1982年间47个“中等收入”国家民主体制的存活率（以民主政府没被推翻的年份占总年份的比例来衡量）后发现，在真实国民生产总值为正增长的年份是96%；经济有一年是负增长的民主体制的存活率下降到84%；而经济连续两年下降的民主体制的存活率则下降到71%。尽管海哥德和考夫曼强调，大多数样本国家在经历一年甚至两年的负增长后继续存活了下来，但同时认为“人们似乎很难否认，当存在其他制度性和政治缺陷时，不好的经济表现会削弱民主统治的基础”。茹谢梅尔、埃佛林，斯迪芬斯和约翰·斯迪芬思在对192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南美崩溃的民主体制进行研究后认为，除两个例外情况，严重的经济问题在民主崩溃中都起到了某种作用。阎而与此同时，经验研究证明，在经济增长时期很少有民主体制发生崩溃，这充分说明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巩固民主的重要意义。

（三）经济社会与其他场域的配合程度影响民主的巩固

民主转型理论专家、耶鲁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教授林茨和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斯泰潘提出了著名的巩同民主的“五个场域”理论，认为现代巩固的民主需要“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经济社会”等五个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场域。林茨对“经济社会”的界定是比较宽泛和模糊的，大致指称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的规范、制度和规章。但与此同时，林茨和斯泰潘提请大家注意，使用“经济社会”这个词汇源于两个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有可靠依据的论断：第一，在指令经济的条件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非战时的巩同的民主政权；第二，从来没有，也几乎能确定不可能有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权会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这其实是对巩固的民主的经济基础做了最根本的限定，或者说符合一定规范的“经济社会”是构建巩固民主的必要条件。林茨和斯泰潘对“经济社会”与其他四个场域的相互支持关系做了具体阐述：经济社会的多元化能够支持公民社会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和活跃性；经济社会通过创造充分的税收剩余支持国家机器履行公共产品职能；经济社会通过提供必要的剩余产品支持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多元主义和自主性等。场域理论的提出使人们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估经济条件与民主巩固的关系，避免了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

（四）收入的来源和财富的构成是影响民主巩固的重要变量

鲍什认为，只有当所有选民及其代表生活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能得以持久维持。I犬l为，在平等的条件下，富人通过政变的方式推翻民主的收益将急剧降低。另外，如果富人的财富构成主要是流动资产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转移财产来缓解民主制度下的再分配压力，而不是冒险推翻民主制度。这样，民主制度存活的几率将大增。反之，民主的巩同将面临巨大挑战。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也同样认为，如果权贵大量投资于土地，那么发动政变的成本也许就比较小。而且由于土地比资本更容易被征税，权贵在民主制度下失去的更多。如果权贵的财富主要以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政变的代价比赞成民主的代价更高。因此，当权贵是地主时，民主得以巩固的可能性要比权贵是资本家更小，

五、结语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术渗透彰显了经济学的独特优势。作为一种外在的动力较好地促进了政治学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开始走向式微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并未表现出趁虚而人的侵略态势，进而圈占政治学的学术领地，而是提出了一些富有洞见的竞争性解释。在民主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表现出学术上“致命的自负”，而是尽力寻找同政治学共同的理论关切，尊重政治学提出的重要命题，表现出友善的意见分歧。这也许是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种良好学术风气。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性是任何理性都无法完全演绎的。就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再精妙的数理模型也无法予以精确算计，这正是目前经济学方法主导的民主理论研究依然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甚至自相矛盾地方的原因所在。对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对其力度、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积极借鉴其理论和方法，又要努力挖掘本学科的学术潜力，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推动社会科学的融合、共生，使“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为提升社会科学整体研究水平的重要推手。而不是变成吞噬其他学科独立价值的学术霸主。令人欣喜的是，在当代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自己出色的学术创造力架起连接经济学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桥梁，“经济学帝国主义”向“社会科学联邦主义”的转变已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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