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能力升级框架与思路

报告也指出，全球大约80%的国际贸易是主导企业通过GVC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完成，WBG、WTO、OECD等国际组织也日益展开关于GVC的政策研究；2014年中国北京APEC会议更是发布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和合作战略蓝图》，借助区域性制度设置帮助区域内各经济体加入全球价值链，促进本国企业技术能力升级。

依据Morrison 和Pietrobelli、Herstad、刘志彪等学者的观点，技术变化是企业有目的投资的结果，GVC方法强调参与价值链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企业学习与创新活动。GVC方法并没有重视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内生过程，只有把企业能力构建纳入考虑，基于GVC的技术知识转移和扩散才有效；另一方面，主导企业的战略意图正在由GVC转向全球创新链（Global Innovation Chain，GIC），这一次转变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性转变，前者旨在全球尺度上搜索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区位，后者旨在全球尺度上搜索适宜技术知识创造的区位。GIC的形成正在重塑技术知识的全球空间分布格局，亚太地区是GVC和GIC上的重要空间节点，而在创新能力上中国仍处于追赶位置。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一方面面临新机会，通过加入GIC，与不同空间尺度的不同知识主体建立创新联结，提升企业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改变当前囿于GVC低端的发展困境；同时，也面临新挑战，与加入GVC相比，加入GIC，企业所依赖的资源基础、能力等有很大差异，需要企业层面的创新战略与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有效协同。虽然在GVC与GIC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全球的生产联结和创新联结，获得技术能力发展机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入GVC与GIC的企业都可如愿实现技术能力升级，这需要NIS的匹配和支撑。本文认为，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需要启动新一轮国家层面大规模技术改造，优化GVC框架下企业“成本-能力比”、重塑GIC框架下产业创新体系、转换NIS框架下国家角色，进而实现我国企业技术能力升级。

二、 对外开放背景下企业技术能力升级

技术能力指企业表现在技术上、管理上或组织上的技能，以有效利用硬性和软性技术，进而促进技术变化。技术变化不是外生于企业的孤立活动，它是企业有目的投资活动的结果，基于此，Nelson和Winter从演化视角，明确把技术变化的分析聚焦于企业学习如何对外部技术进行识别、运用和调适，以及学习过程如何依赖于企业与制度之间的联结状态。依据Lall的划分，技术能力包含三个层次：生产能力，主要指企业能有效使用既有技术的技能，包括基本的制造技能、品质控制、设备维护、工业工程等；投资能力，主要指企业产能扩大和提升的技能，包括工厂内部布局、项目可行性评估、盈利能力评估、供应链管理（包括原材料供应商选择、合同谈判等）、技术人员招聘和培训等；联结能力，主要指企业与分布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原材料、设备等供应商、科研机构等建立技术联结获得外部技术的技能，以及内部对所获技术的调适、改善，进而正式研发活动创造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

能力是企业特定知识的集合，它由企业员工的技能及随时间积累的经验、常规等要素构成。企业技术能力的层次性实际上表达了企业使用技术的复杂程度，它刻画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是常规性的技术知识使用者、调适性的技术知识使用者，还是技术知识的创造者；聚合到国家层面，也解释了相同产业在国家间的绩效水平差异。例如鞠建东和余心玎研究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及出口产品的种类均与发达国家相似，但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在质量上属于低值产品。在全球分工背景下，GVC方法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全球生产联结嵌入GVC如何积累技术能力，GIC方法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全球知识联结加入GIC如何升级技术能力，NIS方法则是聚焦于企业与国内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影响技术能力升级。

（一） 全球价值链与企业技术能力升级

GVC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活动的全球分散，生产能力由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转移到东亚的现象。GVC为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在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下，1978-2013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积累了良好的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借此获得了第一次快速成长机会。依据Ivarssony和Alvstam、于津平和邓娟、王玉燕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发展中国家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技术能力发展，在于主导企业需在技术上辅导嵌入GVC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以满足其生产要求，这会在工艺流程、产品快速改进等方面促进供应商企业技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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