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起源

关于城市的起源，中外学者众说纷纭，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1、防御说：认为古代城市的兴起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2、私有制说：认为城市的产生是私有制出现和发展的结果。3、集市说：认为是商品交换扩大化经常化，导致居民和经济活动的集中而出现了城市。4、地利说：认为城市的兴起得益于其所在的地形状况、山川形胜，自然资源便利。无疑，这些观点对于理解城市的起源问题大有裨益，但是还不够深入。探讨城市的起源问题，要刨到城市的根，问出城市的底，要打破城市这个“砂锅”看“纹”到何处。到今天，乡村大约有一万余年历史，城市不足六千年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已经几百万年了。前面提到的几种关于集中城市起源的解释，都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在一万年以前的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先民们的居住形态是怎样的？人类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定居？城市的孕育过程是怎样的？催生城市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一、游动与定居

大约四十六亿年前，地球诞生。大约四亿年前，地球上开始有生命诞生。大约一亿七千万年前，才有哺乳动物诞生。在这亿万斯年里，人类还未诞生，是为蛮荒时代。

大约六百万年前，以直立行走为标志，人类诞生。此后，一直到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先民们靠捕获野生动物，采集野果、根茎等植物为获得食物的方式，是为狩猎采集社会。自然界一定区域内的资源是有限的，植物的生长又是有季节性的。因此，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居住相对分散，地点经常流动，呈现出时而“游动”时而“定居”的特点。

游动与定居，这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生存方式。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探讨人类城市的起源问题即应从此说起。

这两种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动物与植物。植物大多固定在某一个点上，固着性较强，接近于定居。从个体来看，植物基本上选择了定居。从植物一代一代的繁衍来看，它要借助于风作媒介，借助于其他的动物作媒介，比如昆虫、小鸟、松鼠等，把种子撒播到别处。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群体的生存方式，植物也在游动。“动物”这一词汇本身就表明了动物主要以游动作为生存方式。这是因为动物对营养的需求远远高于植物。如果像植物一样固守一地，仅靠阳光雨露，动物活不下去。动物要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营养成分，必须动起来，主动出击，四出觅食。但是，动物不可能一直不停的动，还需要一个定居点，有个相对固定的窝。动物为什么还要定居？因为有了定居点，对周围的情况更加熟悉，既有利于捕获猎物获取食物，又比较安全，便于休息。

动物的这种游动与定居结合有度的生存方式，社会生物学称之为“领地化生存”。所谓领地：这个地盘是我们的，我们在这里生活，同种类的另一群请另占地盘，互不侵扰，谁的地盘谁做主。大约六百万年前，人猿相揖别。新生的人类虽然从爬行变为直立行走，但同时也秉承了动物的生存方式，选择了“领地化生存”。这种领地化生存方式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

第一，领地为其占有者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地形熟悉，觅食方便。领地的大小取决于该领地上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食物出产有丰年，有灾年，而领地的占有者会根据历年来收成最坏的年份来决定其领地大小，以保证灾年也能满足生存需求。

第二，领地是择偶与交配的理想场所。一方面，如果不划分领地，成员密集，择偶竞争会很惨烈。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不要领地，任凭个体均匀的分布在自然界，择偶的难度又太大。假如人类或动物为了寻觅配偶必须长途奔袭几千里，显然成本太高，不符合生存策略。同样，无论动物还是人类，绝不会在自己感到没有安全感、陌生的地方与配偶合欢。

第三，领地上养育后代更安全。仅有配偶，没有领地，仍然无法养育后代。而有了领地，却很容易找到配偶共同生养后代。学者阿德雷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在动物进化的世界中，领地是比性别还要古老的力量。男人与他脚下的土地的纽带要比与他睡觉的女人的纽带更强有力。在你的一生中，你知道多少人为他的国家而死，多少人为女人而死？”

人类选择了领地化生存，当然也就选择了定居。进一步思考，定居对于人类而言，还有着精神方面的需求。芒福德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各国的古迹里面，最不能或缺的、最重要的大概都是古人的陵墓，都是死人的遗迹。一个部落的人总是把他们逝去的先人一起葬在固定的区域，墓葬总是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密度，以至于逝者好像构成了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在活人还没有形成城市时，死人就有了城市。人类在远古时代（甚至在今天）都有祖先崇拜。这样，祖先的陵墓就成为吸引部落成员定居该领地不愿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祖先崇拜慢慢发展成宗教，宗教在以后城市的发展中也起着相当作用。

原始人寻找的定居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天然的洞穴、露营的高地。根据考古发现，北京周口店人定居于石灰质的天然洞穴。与此类似，世界各地多有发现原始人穴居遗迹。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考古发现，原始人曾经把此处的湖边高地作为露营点。《韩非子·五矗》有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者，穴也、屋也。“有巢氏”的传说，或许说明了当时人类正从山洞穴居发展到用树木树枝建造出简陋的蓬盖。这就是原始的房屋了。

在漫长的狩猎采集社会，人类采用领地化的生存方式并精心选择定居点，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已经产生了此后生成乡村与城市的原始基因。

二、城市的胚胎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食物的获得开始比较多的依赖于种植农作物，通过狩猎与采集获得食物慢慢降为了次要方式。这种靠园艺栽培获得食物的社会形态，是为园艺社会。人类原始农业最早始于大约11000年前的新月沃地，沃地东部即是著名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所在。对两河流域上的塞米遗址的碳-14测定表明，在距今10400-10000年间，人类已经有了粮食的出产。考古表明，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两河流域东北边缘札格罗斯山山麓的沙尼达尔遗址区域，已有驯养羊类家畜的迹象。同时期及随后，在尼罗河流域，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沿岸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相继出现农作物的种植。这种原始农业是很低效的，砍伐烧荒，刀耕火种，指的就是这个时代。《周易·系辞》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所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中国神话中的神农氏，发明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遍尝百草，治病救人。这一传说，反映的正是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发展到园艺社会的情况。

生产方式的变化一定会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居住的形态。与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相对应，游动的重要性在下降，人类不再频繁更换居住点，居住形态开始转向固定的农业村落。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人们用土坯和芦柴搭筑房屋，房屋链接排列，形成小型的村落格局。其中一个重要的遗址是札格罗斯山山麓的耶莫遗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东北部基尔库克以东60公里处，遗址面积约1.6公顷。其房屋呈长方形，墙壁为粘土构筑，房舍内分为几个小间，地面和屋顶可能是用芦苇铺设，并于其上抹泥。经估算，该村落当时人口约有150人。也是同时期及稍晚一些，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出现了房屋和村落，比如著名的仰韶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中心地带就位于笔者所在省份——河南省。

为什么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人类的居住形态演变成了村落这样固定社区呢？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庄稼从播种到收获，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种植果树收获需要几年。更有甚者，农业必须的水利设施的兴修利用需要数年数十年。为了适应这种生产方式，人们必须修筑房屋，组建村落，长久定居下来，除非有意外的灾祸降临，否则不会轻易离开辛勤开垦的土地。

此时，乡村与城市的原始基因已经进化生成了村落，而村落是生成城市的胚胎。

三、王权催生城市

大约六千年前，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农民开始尝试使用犁。犁可以用来控制杂草和保持土地肥沃，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使得粮食出现剩余，人口规模增加，随之劳动力出现剩余；并且完全结束了定期迁往新的的土地的必要。犁的发明将人类带入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当时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有条件从事农业生产和畜牧饲养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典型意义上的农业村落。在这样的典型的乡村里，人们的生活和村落及周围的土地紧密相连，从出生到死亡；人们毗邻而居，一家有难，四邻支援；人们有着共同的情感，为逝者送终洒下同情之泪，迎接新生命为之欢庆，婚嫁喜事与有荣焉；人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一样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守乡村礼俗。

进入农业社会后，作为人类新的居住形态与生存方式的城市也随之诞生。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当时有强盛城市乌尔。在古代埃及，尼罗河沿岸，埃及第一王朝建立者美尼斯修建了首都城市孟菲斯。在印度河流域，今天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维河左岸，出现了重要城市哈拉帕。哈拉帕城面积达几百公顷，城墙又高又厚，呈整齐的长方形，城内房屋整齐，功能齐全。在中国，夏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禹王在嵩山之阳建立都城——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登封东南。商朝初期，已有功能完备的大型城市。在今天郑州的城市中心地带，商城遗址仍然无言横亘。遗址城墙为夯土板筑而成，周长近7000米，接近长方形。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设施齐全，城外有居民区，墓地，铸铜作业区及其他手工作坊址。本人居住的社区与商城遗址仅有一路之隔，常去城墙休闲健身，看日出日落，春夏秋冬，四季不辍。

行文至此，读者诸君容易梳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了产品剩余，出现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得一部分人不必要再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就产生了手工业。手工业者专门从事做农具生产及其他副业，为农人提供工具、副食品和其他服务。这样，就促进了交换，交换关系进一步发展，自然而然形成了市场。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生活，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规模大了，密度大了，这样就诞生了城市。

逻辑上似乎是成立的，但事实上未必是如此简单的因果关系。这或许只是城市诞生的经济基础，是间接的原因。催生城市诞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去经济的因素之外，还应考虑到王权（统治）、法律（秩序）、宗教（情感）等相关因素。这其中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王权的产生都是城市起源的最重要因素。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

首先，王权直接催生了城市。国王或者说王权制度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出现了阶层的分化，王及其阶层占有的财富更多，权力更大。这些人要享受别的东西，享受其他的服务，就要求他们的居住地要有五行八作，不能光有种田的。需求刺激生产，这些服务要通过其他行业来提供，就有了各种手工业的发展。这样，王的居住地就产生了古代城镇的雏形，社会不再是简单的村落了。

其次，王权推动了造城。在部落、氏族之间遭遇冲突时，国王和统治者阶层会动员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修筑墙垣，以保护本部落、本氏族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词源学来看，英文（town）和俄文（gorod）的城市一词在字根上都有“围”的意思。中国的“国”字的大口，表示地域范围，即有“围”的意思。一个“城”所不能缺少的围墙是用来干什么的？保卫城里的人，有着很大的政治、军事意义。这样看，王权推动建造城市，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再次，王权是推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利益，比如税收征粮、维持秩序，国王和统治者阶层会设关造城，并在城中设置行政机关，军队等公共机构。这些措施无疑会扩大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的发展。

无论如何，在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居住形态与生存方式不再只有乡村了，城市开始与乡村并存。到了公元1800年，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城市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开启。到了今天，人类渐渐选择了主要在城市生活，城市取得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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