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基本立场的三维解析

[摘要]立场，是人民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基本立场上高度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坚持了以人民为目的、以人民为动力、为人民担当的“人民立场”；其二，科学回答了“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的问题，坚持了“人类立场”；其三，科学回答了“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基本立场的研究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开放的。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人民立场；人类立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系列讲话的一条主线就是优化治国理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已成为了当前理论界高频使用和高度认同的术语。当前理论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内涵、核心思想、内容体系、理论方位、当代价值等方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细化研究的空间。“基本立场”的研究就是一个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立场问题也关涉到我们对于问题的根本性理解，从哲学基础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即“人民立场”“人类立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人民立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首先高度聚焦于国内发展大局，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高度一致，以人民为目的、以人民为动力、为人民担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人民立场”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以人民为目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民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都以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根本目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知，马克思早期是深受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类”哲学影响的，其政治立场主要是民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但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到了两个“苦恼的疑问”，一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二是关于出版自由的，在这两个事例中，资产阶级都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大肆剥削劳苦大众，这也促使马克思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开始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带来了哲学立场的改变，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在1845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都处于全面异化的状态。而纯粹“解释世界”的哲学观对于“现实的人”的解放并不起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只有与现实、与群众紧密结合，才能彻底改变世界、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无论是从政治立场來看，还是从哲学立场来看，以人民为目的、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民为目的”的基本立场一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坚持了以“人民为目的”的“人民立场”，这首先体现在“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中国梦”也是人民梦，凝聚着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共识，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共同意志，以人民为目的是“中国梦”最大的共识。“中国梦”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梦”“发展梦”与“出彩梦”，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始终居于“中国梦”的中心位置。“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好地体现了以人民为目的的“人民立场”，“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一直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目的也一直是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宗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要求“一个都不能少”，要求全体人民共富，也正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信心。“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要求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富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无数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梦想，时至今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一梦想，人民“获得感”的增强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基本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城乡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都是“协调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目的就是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产业结构的优化等都是为了解决地区之间、人民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所建成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始终是根本目的，始终居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心位置。由此可见，以人民为目的的“人民立场”始终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

（二）以人民为动力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以人民为目的，而且以人民为动力，这也实现了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统一，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民为动力的“人民立场”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突出表现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在马克思以前，对于人的理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抽象主义的人学，从抽象的人性或“类”的本质出发来理解人，认为人的本质大于人的实存；另一种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人，主要从原子式个人的感觉、需要、本能等方面来理解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个人”，这也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论。抽象主义的人学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人的理性、精神、意志等，而原子式个人主义的人学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个人的需要、本能等。马克思正是突破了这两种“人学”的禁锢，把“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一方面，“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突破了抽象人学的“意识内在性”，意识并不能真正改变世界，只有人的感性活动才能有效改变对象；另一方面，“现实的人”又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原子式个人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抽象的人，并没有揭示出现实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在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多用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来指代“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社会价值的真实来源，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动力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体现了以人民为动力的“人民立场”。“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高度聚焦于发展的动力问题，人民是创新的主体和动力来源，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军，我国创新事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只有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才能激发创新的活力，进而形成发展的合力，才能向“创新性大国”快速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四个全面”的第一个“全面”，首先必须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建共创，共建共创是共富共享的前提，只有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动力作用，才能充分保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全面深化改革”是发挥人民主体力量的关键一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相信人民群众的根本性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只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才能总结出新鲜经验，进而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才能把改革向纵深处推进。由此可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高度契合，都坚持了以人民为动力的“人民立场”。

（三）为人民担当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要敢于担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阶级，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掩饰自己理论的阶级性，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正是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把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在无产阶级成立政党、掌握政权以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为人民担当，为全体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高度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并敢于为人民担当。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最广大人民的庄严承诺，我国的小康建设，从无到有、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每一步的发展都有着阶段性的问题意识，但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始终没有变，这既是对于过去已有成果的历史自信，也是建党一百周年的庄严承诺，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责任”。“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必须严于律己，“谋利为民”，只有每个党员都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有效引导人民主体的良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担当起责任。“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为人民担当的“人民立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地区性贫穷。“精准”扶贫要求有的放矢，目的就是要补齐发展的“短板”，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为脱贫设置了时间表，即2020年，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敢于为人民担当的决心和信心。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人类立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高度聚焦于国内发展大局，还对世界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展望，既体现了“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的人类情怀，又为“怎样建设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在契合，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高度一致，都坚持了共同的“人类立场”。

（一）需要什么样的世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正是在“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宣告了自己新世界观的革命，“人类社会”成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整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形态论”或“五形态论”中，“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大致经过了“自然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等几个阶段，但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长期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中，人与人的劳动产品、人与人的劳动本身、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处于全面异化状态，而为了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就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來”，共同消灭异化，共同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努力奋斗，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仅确认了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且我们所需要的共同世界还必须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确认了我们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世界，还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共享”的共同体，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的共同体，旨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贫富差距巨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寻求最大的利益公约数，要求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国的优势，充分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各国的政策沟通，破除贸易壁垒，打造一个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利益的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增强彼此间的相互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物质利益问题是最“可感”的问题，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只有切实增强各个国家在合作中的物质利益“获得感”，才能促进国际新秩序的良性发展。其次，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必须超出单纯的利益共同体，构建新型的“安全共同体”，全面的共同体还必须共享安全保障，实现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核安全观、互联网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都是共享“安全共同体”的重要体现，都需要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通力合作。就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安全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多种安全观是切实保障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最后，“共享”的共同体呼唤共同的世界命运与人类尊严。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命运、世界命运甚至是人类命运为少数列强所左右的现象时有发生，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受到践踏的现象屡见不鲜，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了历史经验，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于国际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展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构建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产生了高度的共鸣。总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涵，还扩展了其外延，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发展以及“人民立场”与“人类立场”相互融合的新方向。

（二）怎样建设世界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科学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而且为“怎样建设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开放发展理念”的制定、“两个引导”外交方略的提出。中國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只有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人民立场与人类立场有机融合，才能真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发起，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措施。“一带一路”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生态等诸多领域，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随着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一带一路”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与参与。“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先行，打造利益和经济的共同体，倡导基础设施、金融贸易、货币资金的全方位沟通，这是“一带一路”的初衷，也是今后中亚、中欧、中非关系的发展目标。只有在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团结互助的条件下，“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才会切实转化为务实的合作优势。“一带一路”还侧重于打造“责任的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仅要汇集联动区域内的所有优势，还要求各成员国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2017年5月14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赢得了在座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广泛认同。这既是对于“一带一路”阶段性成果的检验，也是对于“一带一路”广阔发展图景的美好展望。“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要打造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每项战略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只有保障好了我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增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度。“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其发展的目标来看，还是从其现实所取得的成就来看，都坚持了共同的“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开放发展理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来的。我国近40年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开放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提出，是为了开拓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新格局，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无论是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发展的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在以往的国际交往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处处受到遏制，这也要求我们调整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开放发展理念”还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冲破国际垄断，打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际秩序的合理塑造必须充分发挥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只有让大多数国家都参与进来，才能维护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可见，“开放发展理念”不仅回答了“怎样建设世界”的问题，还充分坚持了维护人类利益的共同立场。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两个引导”，即“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了“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两个引导”则高度聚焦于“怎样建设世界”的问题。我国经济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两个引导”的外交方略，这是对历史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真诚呼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只有突破国际旧秩序，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才能在新的历史高度建立起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对于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维护，坚守了共同的“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统筹了国内与国际发展大局，坚持了“人民立场”与“人类立场”的有机统一。同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还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

（一）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

“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一直是马克思所重点思考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主要有两种“自然”，一种是天然自然，即“第一自然”；另一种是人化自然或属人自然，即“第二自然”。但马克思所着重讨论的是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天然自然并不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而存在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者的“自然”是“脱离了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马克思所高度肯定的是“人化自然”，只有与人的活动发生关系、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才是真实的自然。但马克思又没有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以前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表现为意识的关系、价值的关系等，这些关系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抽象性和静止性，他们无法走出自身的“内在性”而切实地达到外部对象，因此也容易走向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即人类中心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脱离了自然的形而上学的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在于他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代替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用人的实际活动代替了意识的活动，使人与自然的统一具有了现实的根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类发展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时，必须同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自然主义的窠臼，只有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正看到人类发展的未来。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的问题，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基本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也由此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我们所建设的社会是一个绿色的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必须有“两个清醒的认识”，即“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是对于社会发展现实的深刻总结，我国当下的生态问题众多，形势依然严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根本出路。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两山”论的发展思路，即“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绿水青山”的重要性，往往为了“金山银山”而去过度消耗“绿水青山”。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不仅提出了“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还指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现实层面而言，我们的环境保护做好了本身就能带来财富；就更高层次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代表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更高境界。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高度一致，即我们所需要的自然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

（二）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坚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潮中，涌现出了许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不同理解，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生态中心主义者，也被称为“深绿”，他们指责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认为整个《资本论》就是“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著作；第二种是改良派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被称为“浅绿”，他们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但主张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方式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第三种是革命的生态主义者，也被称为“红绿”，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唯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才能消除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福斯特、奥康纳等是持第三种观点的代表。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基就在于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这是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但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工业文明取得了空前成功，人类改造自然的本质性力量得到了确证，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异化的、不和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首先人与人的关系是异化了的，由此人的现实活动如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发生了异化，丧失了自由性与现实性，每个工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只是整个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细小环节。资本的逐利性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破坏的问题，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消除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这就从多个角度回答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对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在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模式也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太合理，过分依赖于农业和工业，而服务业所占比例太低，生产方式的调整意味着我们改变发展思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关系，突出强调生产方式的集约性和可持续性，这样才能更加协调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充分强调的。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具备了更强的物质生产能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一方面，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均衡的，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各个地区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用均衡的眼光去审视区域之问的差异性，加强对于贫困地区、自然禀赋较差地区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又广泛存在着过度消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作风，也即马克思所批判的各种“拜物教”现象，从整体的眼光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每一个人都深刻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作出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改变，才能更好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得到了极大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也得到了突出确证，但随着主体性哲学向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之后，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归根结底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所提出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发展，也就是在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思维方式既改变了自然中心主义，也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是我们想要的，“绿水青山”也是我们想要的，只有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才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四，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都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所突出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价值核心，人民需要什么、人民期望什么、人民能够切实得到什么才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真正关心的，只有满足了最广大人民的发展期望，才能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力，进而凝聚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强大合力，真正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总体而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既回答了“人类发展需要什么样的自然”的问题，也回答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并形成了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逻辑缜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也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律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任务）、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主线）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近年来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观点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分别从内政外交、逻辑体系、理论方位等多方面展开了研究，但在習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方面的研究还稍显薄弱，尤其是基本立场又是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具有前提性、根本性、彻底性、原则性、价值性等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我们也深刻感受到，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高度一致，都坚持了“人民立场”“人类立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立场”的有机统一，不仅统筹了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还统筹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基本立场的研究不是静止的，而是开放的，我们不仅要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还要研究“为什么”“向何而去”“基本特征”等问题，这也将会开放给我们不一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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